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区长期形成的传统风俗习惯，称它为文化，因为它具备了文化的特质，如风俗、信仰、文学、艺术等，是我国民族民间优秀文化的重要内容。梓潼在文昌文化长期形成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民俗文化，这些文化还影响到社会生活等方面，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二、八两月赶庙会
七曲山大庙每年有两次庙会，即农历二月初一至二月十五，八月初一至八月十五。这两次庙会是梓潼民间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参与人数最多的大型民俗活动，旧时曾影响到川西北地区数县。
早在殷商时期，我国就有庙的建筑，我们的祖先把祭祀和立宗庙看得很重，周朝礼制还把立庙祝作为政权的象征。东汉以后，各地建庙已成风俗，庙会也随之形成。到了唐代就已经有了初具规模的庙会，据唐《妙香室丛话》记载：“京师隆福寺，每月九日，百货云集，谓之庙会”。
梓潼七曲山庙会是由敬奉文昌帝君形成的。选择二、八两月为庙会期，一是因为相传二月初三为文昌帝君张亚子生日，八月初一为文昌成正果之日。二是春秋正值春节和中秋之际，为丰庆之日。春季人们祭神许愿、祈求好运，秋季五谷丰登来庙还愿，因此，百年庙会香火不绝。
旧时的庙会是以祭神为主，无论何人进庙必先拜文昌。拜文昌的拜法很多，有上供、上香、送匾额、送对联、献神幡、献锣鼓、烧拜香、读祭文、献经书、献大蜡以及施赠钱物等。在这些祭拜中，献大蜡和烧拜香最引人注目。地方绅士、官员或哥老会头面人物为讲排场，专请各地的“大蜡会”将数十斤重的大蜡大香抬进庙去，以示地位和身份。烧拜香是另一种民间进香的形式，它是古代“以歌舞祀神”的一种遗存。有一家或者几家人共同组合拜香队，由端公引香，一人领唱众人和既娱神又娱人，增加庙会的热闹气氛。
此外，还有如拜瘟祖以求六畜兴旺、拜魁星以求功名利禄、拜娘娘以保生儿育女等都成传统的民俗信仰。其中拜娘娘是庙会期间最为热闹的地方。一些香民将蒸熟的“面桃”在娘娘殿抛撒，引起众香民的争抢，据说谁人得到“面桃”就可保儿女平安。因此，场面十分热闹，妙趣横生。
改革开放之后，因“文革”而封闭十余年的梓潼庙会又重新恢复。
随着生活方式的逐步改变，科学水平的逐步提高，文化交流的逐步加大，庙会开始由祈祷型转向游览型，单一型转向复合型，因此每年上庙会的人比旧时庙会增多，每届庙会多达数万人。来庙的游客中有来自川西北十余个县市以及陕、甘部分县市，其规模为全川少有。
新时期庙会由于现代文化参与，淡化“娱神”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神权一统的现象。所以除了保留旧时庙会部分民俗崇拜形式外，还增添了很多新内容、新看点，庙会的功能主要有：
欣赏人文景观：大庙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具有相当大的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大庙元明清数百年遗存的古建筑在全国也不多见，庙内雕刻、雕塑、绘画、碑文、匾对等珍贵文物为我们展示了文昌文化的博大精深。因此，人们参观大庙，认识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对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丰富娱乐活动：大众文化活动加强了庙会的娱乐功能，这也是一个重要特色。庙会期间除组织各种演出活动外，为提高庙会的文化质量、增添文化内容，大庙还举办过多次民间艺术节，开展多种文化娱乐活动，举办各种展览，不仅展示了梓潼的民俗文化丰富的内容，而且使庙会文化氛围更为浓烈。为游客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的良好环境及活动空间。
举办商贸活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时兴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县上举办几次“大庙旅游物资交易会”。从而壮大了庙会的市场交易，丰富了庙会的物质形式层。
文昌出巡贺新春
文昌出巡
梓潼大庙文昌出巡、春秋祭典是文昌崇拜的重要内容。这些活动充满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
文昌出巡是旧时梓潼乡民为企盼文昌帝君保佑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举行的规模盛大的一项民俗文化活动，创立于清代中后期。所谓“出巡”，即每年春节正月十二日把文昌及圣父、瘟祖从大庙山迎接到梓潼县城巡游七天后，又返回山上。这个活动过程旧时又称为“迎神会”。
十二日七点左右，七曲山文昌启驾后，即将文昌、圣父、瘟祖像分三乘大凉轿（简易大轿），由两班人马轮流换抬，抬至城北三里处的孝子碑，有专人在此为到来的文昌穿换。穿上蟒袍的文昌即抬入事先由县城文昌宫抬来的八人大轿内，然后入城。
由火龙、狮灯开道后，接着是威严的仪仗队伍。
仪仗队最前面一对御牌写有“肃静”、“回避”四个仿宋大字，其余32对御牌刻有《文昌帝君阴骘文》全文。之后接着又走来大桷伞、幛幡以及金瓜、铖斧、火球、如意、化戟、锡垂、锡手、阴阳镜和各种刀矛信印等神器，工艺精美，光彩夺目。
仪仗队前后还穿插了锣鼓和管弦乐队，这些乐队均以乐棚的形式出现。乐棚所奏曲目为“迎神调”等数种。
仪仗队中还有杂耍艺人妆扮的八仙诸神和特殊的“七星灯组”。
七星灯组”由十余人组成，大都系青壮年。装束如戏剧舞台上的英雄打扮，他们额顶正中及脸夹两边、两膀、两乳部上，均挂上制作精巧的小型铁皮油灯七盏，小灯上有尖锐的铁丝钩直接挂牢在皮肤上，寒天之中，光着身子，在满身挂着点燃的油灯中随文昌仪仗队行进。
迎神仪仗队和护卫神灵的孝男善女游行梓潼县城的主要街道，由北向南，由东到西，最后座定城内文昌宫，紧接着唱六天大戏。
这期间所唱演的戏都称为“文昌戏”。首演剧目必是《大加官》（又叫《玉皇寿》），还有《天官赐福》、《黄金印》、《富贵花》、《拜新年》等。各地请来的戏班在经过城郊各寺庙“扫荡”演出后汇集于这里大亮班底，人员及行头均在这里尽情登台亮相。直至正月十五日通宵唱完大本团圆戏之后，文昌出巡迎神会才结束。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梓潼就举办过几次很有特色的文昌文化艺术节，按照传统仪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走出了一条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路子。用艺术形式谱写出文昌文化的新篇章，表现了文昌文化在新时期的新特点、新形式、新内容。
公元2004年，梓潼县又举办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文昌文化节，即“中华文昌文化旅游节”，其内容有文昌文化研讨会、开幕式文艺表演、民俗文艺表演、《神往梓潼》大型文艺晚会、祖庭文昌祭祀大典、七曲山风景区旅游推介会、招商洽谈会等。这届旅游节的成功举办，受到了各级领导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此次旅游节最大的看点是开幕式大型文昌民俗文化表演及文昌出巡。以《中华·文昌》为主题的民俗文化表演是在七曲山文昌文化广场举行的开幕式上进行的。表演分四章和尾声，《尾声》是文昌出巡，文昌出巡仪仗队伍，浩浩荡荡从七曲山大庙出发向山下的梓潼县城进发，并在县城的主要街道游行，再现了梓潼传统的文昌出巡盛况。
文昌文化旅游节，充分展示了文昌文化的精神与内涵。隆重而热烈，新颖而独特，成功地展示了文昌帝乡的民俗风情，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发展现代旅游业开辟了一条新路。
春秋祭典
春祭和秋祭是祭祀文昌帝君的重要祭典，每年二月初三和八月初一在七曲山大庙举行。它和迎神会不同的是，祭典是按朝廷颁布的礼神制度举行的，是重要的官祭活动。其祭祀程序、主祭官员、供品、乐器均按官方规定配备。祭典兴起于明代成化年间，到了清代，在文昌祭祀礼制方面日臻完善，祭祀定为诸侯等级，其祭祀规模也不断扩大。
春、秋祭祀的程序大致相同，由地方最高行政官员（县令）担任主祭官。此外，还有歌童、舞队数十人在祭祀中演唱。参加祭祀的是县衙各官员、四乡十里学子、绅士及百姓代表数千人不等。
正祭之日（二月初三）五更时分，人员齐集，歌童、乐队、舞生均到位。当通赞（司仪官员）宣布祭典开始，全体焚香三叩九拜文昌帝君。乐队奏《丕平之章》，舞生表演六佾舞(朝廷颁布的祭典舞，佾为六人，六佾为三十六人，规定天子用八、诸侯用六，明嘉靖九年规定文昌用诸侯级）、歌童唱颂词。
祭典分三个部分，即行初献礼，初献乐奏《平之章》，祭官读祭文；行亚献礼，举亚献乐，奏《焕平之章》，祭官读祀文；行终献礼，举终献乐，奏《煜平之章》，祭官读祝文。最后在《蔚平之章》的乐声中辞神礼毕。其间，歌童要唱《颂词》，舞生献舞，以烘托气氛。
祭典中祭官所读祭文、祀文和祝文以及歌童所唱《颂词》，文章精短、词藻华丽，表现了文昌文化的厚重感。
洞经音乐源梓潼
洞经音乐是谈演道教《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的音乐。在文昌经诰中，它以音乐艺术的形式宣扬文昌经诰的宗旨，是梓潼文昌文化的一项很有特色的活动。
洞经音乐形成于南宋，在文昌经传《太上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中，是以一种说唱体，并采用散、韵结合，叙述与赞颂相交织的形式出现。元人张仲寿在为卫琪所注的《玉清无极总真文昌大洞仙经》作序时称，大洞仙经“盖西蜀之文，中原未之见也。”明人杜诗为《文昌大洞仙经刻本》撰序也说大洞仙经“传于西蜀”，因此可以认为，文昌大洞仙经最早应出于西蜀的文昌帝君“帝乡”梓潼。
大洞仙经一共五卷，内容主要讲述文昌帝君神奇经历和崇高的德行，还有洞经来源及意旨。全经以劝善戒恶、济生度死、消灾怯邪、延年益寿为内容。其宗旨皆为“修身”、“养生”。《文昌大洞仙经》既是文昌经诰中的一部重要经传，又产生于梓潼，自然，在崇祀文昌的活动中，“谈演”大洞仙经是梓潼祭典的一项十分隆重而庄严的仪式，所谓“谈演”就是演唱或演奏，即为“谈经”。据《咸丰梓潼县志》载，明清以来梓潼每年二月三日文昌圣诞之期，都要在七曲山大庙举行洞经音乐谈演。
谈演洞经音乐的乐班二十余人左右。参加乐班的人都信仰文昌、崇拜道教并且在音乐方面独有所长的人。因为演奏洞经音乐是文昌祭祀仪式的音乐，是“娱神”的音乐。在谈演之前，乐器按一定的位置摆放好，不能有错乱，以示洞经音乐演奏的庄重和洁净。
乐队的乐器分大乐、细乐和锣鼓经三种，大乐曲牌是以吹打乐为主，如唢呐、笛、笙、鼓、锣等乐器；细乐曲牌同丝竹乐演奏，以笛子为主奏乐器，用芦笙、洞箫、胡琴、三弦、琵琶、古筝、杨琴等乐器参奏，并配以木鱼和轻型打击乐器；锣鼓经曲牌主要是用打击乐器演奏，以锣鼓为主，音乐刚健。大乐和细乐主要用于仪式伴奏和经腔之间的间奏，锣鼓经主要用于开坛、收经以及接尾的处理。
表演形式除“讲”、“读”外，“谈诵”是洞经音乐的主要表现形式，用于洞经中的诗章、赞颂、谒语之类，以音乐配合歌唱，叫“经腔”，歌唱时乐器伴奏，是唱奏结合的一种形式，例如《十供养》是向文昌献礼用的经腔，乐曲旋律舒缓淡雅，格调虔诚庄严，令人肃然起敬。
据专家研究认为，洞经音乐的经腔，是以道教音乐为主，同时又长期而广泛的吸收了佛教音乐、儒教音乐和民间音乐，因此表现力十分丰富。
从1996年开始，梓潼县对濒临失传的洞经古乐进行了艰苦细致的考察、搜集、发掘和整理工作。为继承民族优秀文化，梓潼县成立了七曲山洞经音乐团，并在谈演中不断加以完善和提高。近来，他们又整理、收集和编配了一批新曲牌，已对外公演，这些曲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新，因而效果极佳。它们到各地谈演，受到一致好评，2003年，还应邀到北京参加演出，并在中央电视台亮相，引起有关专家的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
大新花灯闹元宵
大新花灯源于梓潼大新乡，上世纪60年代曾被省上列为全省四大花灯之一。四川省文化厅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派剧目工作室专家来大新组织演出并全程录像。
大新花灯是一种以“灯”为主要道具，“灯阵”为主要表演形式，“耍灯”为主要表现手法的大型综合歌舞，主要流行于梓潼、剑阁、南部等地。
我国花灯的形成和发展由来已久，早在唐代，由于文化艺术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当时已流行“龙舞”、“狮舞”、“鱼舞”、“花舞”、“马舞”等花灯舞蹈表演，这是继汉代“神光如流星”和隋代“灯光烛天”表演的灯舞之后规模最大而且花灯的品种齐全的大型灯舞。宋代时期的“百戏”便把花灯的这种艺术形式流传下来，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梓潼大新花灯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由外地民间艺人传入，后经本地两代玩灯艺人在传统表演的基础上加工整理，并吸收其它艺术的一些表演手法而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
大新花灯由大小不同的十多种灯具组成，包括青龙、黄龙、元宝狮灯、牌灯、凤灯、地灯、虾灯、鲤鱼灯、马马灯、车车灯等，另外还有灯官、春官、花子、土地等人物形象出现，表演人数多达四十余人。
大新花灯的“耍灯”是表演高潮，“耍灯”是正月十五闹元宵的重头戏。
耍灯分“外场”和“内场”两个部分，“外场”是指大型花灯以组合图案为内容的表演，场面热烈壮观。外场表演分“二龙戏珠”、“二龙抢宝”、“五梅图阵”、“太极玄图”、“龙凤呈祥”、“八阵神图”、“龙狮闹元宵”等七场。“内场”是在院内进行，此时外场大型花灯表演（龙、狮）暂停，由小灯和春官、土地、花子等灯中人物说唱。内场表演分“神坛开光”、“灯官坐台”、“仙女散花”、“傩傩唱灯”、“马马赶会”、“春官说春”等七场。耍灯时，开台为“神坛开光”，然后外内交叉进行，最后以“龙狮闹元宵”热闹结束。
大新花灯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它集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戏曲及民间纸扎工艺等多种艺术形式于一体，充分展示了梓潼民间艺术的丰富多彩和深厚的底蕴。
在花灯表演中，五彩缤纷的灯具把人带进了一个绚丽的神话世界，正如唐代诗人苏味在《正月十五日》诗中所写的那样：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古老阳戏韵味浓
梓潼阳戏是四川众多傩戏中的一个种类，同样被专家称为戏剧“活化石”。阳戏主要指在表演上有“阴一堂”（天上的戏）和“阳一堂”（人间的戏）之分，“阴一堂”是娱神的，而“阳一堂”主要以娱人为主，取悦民众。旧时的阳戏一般是为驱瘟镇邪而由主家邀请演出的，同时也为庆贺年节演出，以图吉庆年丰。
阳戏的产生与文昌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通过文昌祭祀活动使宗教、文化、艺术溶为一体，经过加入戏剧因子，逐渐从娱神到娱人的过度，终于产生了有情节、有人物、并具有梓潼地方特色语言的阳戏。据考察，在清末民初，梓潼有二十余个阳戏班在演出。
阳戏的表演主要由天戏、地戏、花戏几个部分组成。
天戏
梓潼阳戏的“天戏”戏神是用木质雕刻长一尺二寸的三十二个木偶组成的，这些木偶面目各异，造型生动精美，表演时，一人在吊帘后操纵提线木偶，一人以“徒歌”形式在幕后领唱，三四人伴唱，按规定先后出场表演。
“天戏”三十二戏神出场顺序是：
出扫棚钱，出小鬼，出土地，出走马，出春牛，出结事郎，出和事老者，出陈牢，出猿猴，出屏凤小姐，出僧道，出梅花小姐，三圣起马，出化主，出凤冠柳青，出关韩二将，出和合二仙，出二位伯公，出三伯公婆，出陈公祖师，出杨泗将军，出二郎
地戏
地戏不是木偶表演，而是由伶人（演员）化妆或带面具进行表演，地戏的演出意味着天上的三十二戏神已降临主家，为主家驱邪镇宅，佑主家福寿安康。地戏的戏曲因子很浓，重戏剧轻傩仪。淡化娱神，重在娱人。
地戏的出场顺序是：
太白察善，功曹出巡，祖师排朝，跑马投文，童儿奏旨，灵官登台，点盘土地
花戏
阳戏除了天、地戏的正戏之外，还要唱花戏。花戏是一种情趣戏，它没有固定的模式，表演自然、粗犷，笑料诨话连篇，逗人乐趣，如同和观众摆龙门阵，用花花世界中一些故事逗人取乐以达到“教化”的目的。花戏又称“耍坛”或“耍傩”。民间灯戏和川剧折子戏都是花戏的演出剧目。阳戏中花戏的演出，体现了中国戏剧亦庄亦谐的特点。
梓潼阳戏自1985年发掘整理后，为中外傩学专家组织多次演出，并由市文化局录制，学术界认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