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德格印经院为德格文化在康区和藏族文化中的中心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一定区域或是一定文化范畴的文化中心，从理论上讲至少应具备两大功能，即文化的传播功能和聚合力。德格之所以成为藏族文化中心之一，与德格上司、更庆寺、印经院，特别是《格萨尔史寺》的聚散力、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影响力、《藏文大藏经》的聚慧以及精品效应有着密切关系。在德格文化中心的形成过程中，文化交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德格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对德格文化中心的形成也起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德格文化中心藏族地位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四川藏区，有一个与“康定情歌”一样蜚声中外的名字，这就是德格。它不仅在中国藏学研究乃至在国际藏学领域中，都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文化事业和研究工作的繁荣，不少有识之士都曾到德格进行考察，并在各级各类报刊杂志发表有关文章，介绍德格和德格印经院。但是，较为全方位研究德格文化的成果却显得凤毛鳞角。值得庆幸的是，一部全面介绍德格的历史与现实的大作《德格县志》已于1995年正式出版发行；此外，与德格历史有关的《白玉县志》也于1996年相继出版；《石渠县志》不久也将付样。应该说，这些志书是当今研究和介绍德格历史与现实最具权威的著作，也是藏学研究工作者们深入研究德格文化极好的借鉴。

　　我们从已经出版和发表的一些著作、文章中，都会看到对德格以及德格印经院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问题的结论性话语。诸如：“德格，藏语意为‘善地’。这块广袤而美丽的土地上人杰地灵。尤以位居全国三大藏传佛教印经院之首的德格印经院闻名于海内外，由于它收藏的书版无教派之分，规模最大而被誉为藏族文化中心。

　　“这里人杰地灵，千百年来，世代生息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的勤劳勇敢的人民用他们惊人的知慧，超群的创造力以及辛勤的血汗普写了灿烂辉煌、值得整个藏民族骄傲和自豪的历史。使德格成为与西藏拉萨、甘肃夏河齐名，脐身于藏区三大古文化中心之列。”

　　“四川省德格县境内的德格印经院，素有藏族文化发祥地之美称，亨有藏族地区璀璨的文化明珠之盛名，以其收藏丰富，历史悠久而被列为全国藏区印经院之首。”

　　“被人们称为藏民族著名的三大文化艺术宝库的萨迦寺、德格印经院和布达拉宫，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古代藏族人民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为祖国文化艺术宝库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一页……德格土司对各种教派兼收并容，使德格地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为印经院的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在藏族文化史上，素亨盛名的德格印经院与拉萨印经院、日喀则那塘印经院并称为藏族著名的三大印经院。”

　　“……由于德格土司的扶持和兼容并包政策，逐渐发展兴盛，从而在德格地区出现了教派林立、无一派独尊的宗教格局，使德格地区成为著名的藏族文化中心之一。”

　　专门论述德格文化的目前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是《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1期所刊载的根旺先生的《德格佛教文化中心的形成原因及其特征》。该文无论从标题到内文，都充分肯定了德格是藏族佛教文化中心这个定论。

　　10多年来，笔者曾带着许多问题三次进出德格县，两次去白玉县，除了在民间进行社会调查和收集资料外，还亲临一些著名寺庙如八邦寺、噶拖寺、白玉寺、竹庆寺、协庆寺、更庆寺、满金寺、安章寺等大大小小数十个寺庙进行了实地考察。经过反复比较和分析，认为德格文化在藏族文化中的地位问题，除了需要用科学的理论来证明外、更重要的是，应该全方位多视角地来论证其对藏族文化所作的贡献。否则，中心的定位是难于立足的。

二、德格是藏族文化中心之一的理论思考

　　一般认为，德格文化在藏族文化中的中心地位问题，是因为那里有至今尚保存完整的文化宝库——德格印经院的缘故。就德格印经院本身而言，正如前面所例引那几段评介语中那样，无论将其称之为“位居全国三大藏传佛教印经院之首”也好还是与后藏的萨迦寺和布达拉宫相媲美也好，笔者认为都并不过分。其原因是德格印经院自创建以来至今，对藏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的确是显赫的，毫无非议的。但是仅以德格印经院对藏族文化的贡献，或者是以其所保存的数量巨大，价值连城的刻版，以及精良的刻印技术，就将德格文化简单地上升到藏族文化的中心地位，其理由是不充分的。但也不能否认，德格印经院为德格文化在康区范围内和藏族文化中的中心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定区域或是一定文化范畴的文化中心，从理论上来思考，至少应具备两大功能。其一是文化的幅射功能（或者可以说成传播功能），其二是文化的聚合力，即人们常说的“纳百川之流”的态势。如果两者都具备；而且两者的功能都能涵盖一定的区域或是一定的文化范畴，那么，才有可能成为一定区域或一定文化范畴的文化中心。

　　为此，十分有必要例举以下实例，来初步旁证笔者所提出的理性思考。此外，将从德格文化对藏族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一节中再作出更详尽的引证。

　　（一）关于《格萨尔史诗》的聚散力
　　《格萨尔史诗》被称之为东方的《伊利亚特》，为世界上最长的史诗。在藏区它不仅有深厚的群从基础，为世人所传唱，而且在藏族文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藏族地区有关格萨尔的手抄本和版本卷帙浩繁，有关格萨尔是否确有其人的讨论也此起彼伏。但是，应当确认，产生于康区特别是德格地区的手抄本和版本，以及民间说唱形式的艺人最多、最权威。法国著名藏学家大卫·尼尔女士在其《岭超人格萨尔王传》的导言中认为：“西康版本在西藏最为著称，它不仅在英雄的故乡，而且在拉萨甚至全藏都被视为权威版本，因此有权称得上权威版本。”被称为法国和国际藏学研究泰斗的石泰安先生的巨著《西藏史诗与说唱艺人研究》是一部研究《格萨尔史诗》的权威性著作。在其著作中大量引用了“林葱木刻本”的原文。在第二章《格萨尔王传》史诗的起源中，在成文本和稿本中，有三处专门介绍了“林葱木刻本”。

　　1．林葱木刻本I
　　《征服敌人之宝，战神格萨尔传——天岭卜筮之部》（带有梵文的标题），木刻本，开本为44X7．8cm（文字部分为37X5．5cm），共有每页为6行文字的64页，唯前面两页只有4行文字。页旁的标题为《天岭卜筮之部》在第l页有文殊师利的1幅画像，在第2页中有两身无法考证的人物画像，其释文不堪卒读。第64页有题跋，由林（葱）土司刊印（“由岭国刊印”）。

　　2．林葱木刻本Ⅱ
　　《世界雄师大王之传记，岭国降生之部——花苑，占据黄河白绫结等》，同样的开本，共79页。页旁标题简称为《降生岭国之部》。第16页是莲花生的画像。第2页正面左侧是寂护（藏文为Zi—ba—mcho或cbo，梵文为Sanrirkdta）的画像，右部是赤松杰（赤松德赞）的画像。第78页的题跋系由居美图丹嘉央扎巴奉林葱土司之令而作，由喇嘛嘉木样钦则旺布（1820——1892年）在保存于林葱土司的古书的基础上写成，作者也考虑到了布拉诺尔布的校正以及居住在格萨尔诞生地的宁玛巴喇嘛们的建议，这些喇嘛就是却居林巴、米庞坚白协贝多吉（圆寂于20世纪初叶），卓都巴俄和勒热岭巴。

　　3．林葱木刻本Ⅲ
　　《世界雄师大王赛马称王之故事》，察顿诺布尔活佛作，同样的版本，共111页。其简称标题为《赛马称王之部》。第1页中心有1幅画像，其释文不堪卒读；第2页是2身画像，左部是米庞，右部是格萨尔；第111页有2身画像，其释文不堪卒读。有一条很长的题跋（第108页以下人由善妙闍梨（也就是学者）所写，此名仅仅为林葱木刻本I的编篡者图丹嘉央的梵文译名而已，上文提到的同一批喇嘛也提出了他们的建议。这名编篡者受到了米庞坚白协贝多吉的原文（见下文第3节）及其神秘解释的启发。他也考虑到了《赛马称王之部》的其它数种文本，这就是：1．霍尔科（炉霍、道浮地区，打箭炉的西北）的通灵人的版本；2．普通说唱艺人或专门说唱格萨尔史诗的艺人惹古阿美的版本；3．另外一种版本来自西藏的中部（卫地）共分5部。

　　此外，还介绍了《地狱救妻》的木刻本，石泰安在书中推测道：“近来，麦克唐纳夫人成功地获得了一种木刻本，它可能属于全部是在德格刊印的共分为18部的《格萨尔王传》史诗的组成部分。’还介绍了米庞专门为《格萨尔王传》撰写的一组《米庞愿文），共7篇。

　　（二）关于藏传佛教高僧的影响力
　　在德格历史上曾经产生过许许多多著名的高僧大德，他们有的曾为本地藏传佛教的发展作出毕生的努力，有的则在其他藏区宏法，并产生重大影响。这里以止贡巴·仁钦贝和噶玛拨希作例。公元1143年（宋绍兴十三年），止贡巴·仁钦贝出生于邓柯地方，6岁开始学习藏文，并随其父闻习佛法。约于公元1167年，他听说帕木竹巴大师的盛名，而且帕木竹巴又是康区人，便前往西藏丹萨替寺从帕木竹巴学法，证得“诸法真实”之智。后独居山洞静修，他把因果之道和以前所悟的“真实”相融合，从而得到一种“境界”，名声大振。公元1177年至1179年，曾短期主待丹萨替寺，1179年到墨竹工卡的止贡地方，创建了止贡寺，“止贡巴的名字就是由他建止贡替寺而得来，他所传的教派也被称为止贡噶举。”替仁钦贝所教授通达“真实”的弟子，几乎遍及干邬坚（今阿富汗）、那兰陀（今印度一地名）以下，内地五台山以上的各地及一切茅蓬山林中。由于他一贯严守大宝戒律，一切弟子皆圆满具足戒律，受到都松钦巴“犹如阿闍龙树”的赞扬。一位来自生嘎岭（据说是今锡兰）的一位高僧，也认为仁钦贝是龙树的转世。

　　公元1204年（南宋嘉泰四年），噶玛拔希出身于康区哲龙（大约在金沙江沿岸）地方。最初的教师是都松钦巴的再传弟子崩扎巴，后来到楚卜寺随喀脱巴修法，逐渐渐有了名气。“在西藏佛教的传说中他是一个仅次于莲花生的大师的有神通的人物，往往把他称为‘祝钦’（意为大成就者）”他曾回到康区广收弟子、宏法，门徒达500人之多。公元1252年忽必烈在南征云南大理经过康区时，看到康区噶玛噶举派有较大势力，而噶玛拨希又是康区人，就派人到楚卜寺召请噶玛拨希。噶玛拨希便到川西北的绒域色都地方会见了忽必烈。公元1256年，他接到蒙古大汗蒙哥的诏书去蒙古和林会见了蒙哥汗。蒙哥汗赐给他一顶金边黑帽及一颗金印。这便是噶玛噶举黑帽系的来历。公元1264年后噶玛拨希又沿途在青海、康区的传教达8年之久。回寺后，全力投入到楚卜寺的扩建之中，兴建佛塔，重塑佛像，用金、银沫汁书写《甘珠尔》等。公元1263年（元至元二十年），噶玛拨希圆寂，被追定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二世活佛。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始于噶玛拨希。

　　出身于德格地区或康区以外的不少高僧大德在历史上，也来到德格地区建寺宏法。萨迦派于南宁宋末年传入德格。元朝时期，萨迦派之所以在德格发展迅速，是受了萨迦五祖八思巴的影响。从公元1253年至1278年间，八思巴曾两次途径德格。德格家族第三十代索郎仁青被八思巴赐名“四德十格之大夫”后．于公元1260年在白玉萨玛村创建区内首座萨迦派寺庙——萨玛寺，将其奉为德格家族祖寺。八思巴在原噶当派寺庙仲萨寺放置一檀香木佛像，在垄垭寺留下一柄乔马图印版，先后将县境内的仲萨寺、汪堆寺、银南寺、白垭寺、柯洛寺、嘎伦寺等寺庙改属萨迦派。”“公元15世纪40年代德格家族第三十六代博塔·扎西生根与著名的香巴噶举一派大德，藏戏“阿吉娜姆”的创造人，桥梁专家汤东杰布一道，在德格更庆恩珠顶创建了“汤甲经堂”，该经堂成为后来德格家族本家寺庙更庆寺的前身。明末清初，德格家族主持兴建了更庆寺，德格家族沿用萨迦教派教主世袭方式，由历代土司之兄或土司本人任更庆寺主持即法王。近年来，德格噶玛降村先生撰写了一部《德格史话》书中首次批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关于更庆寺历任堪布中，有不少任西藏萨迦寺和俄尔寺堪布被派往更庆寺任法台和德格土司上师的史实，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自更庆寺建立以来，先后由萨迦寺和俄尔寺派往更庆寺的堪布和高僧达17名，分别是：

　　第二十一任俄尔堪布巴却嘉赞
　　第二十四任俄尔堪布阿里·桑吉彭措
　　第三十任俄尔堪布扎西伦珠
　　第三十三任俄尔堪布巴登却兄
　　第三十四任俄尔堪布克珠桑吉巴松
　　第三十六任俄尔堪布夏钦·米久嘉赞
　　第三十九任俄尔堪布昂旺却兄绒布、
　　第四十三任俄尔堪布向巴朗喀居美
　　第四十六任俄尔堪布向巴贡嘎丹增
　　第五十任俄尔堪布纳却降巴绒布
　　第五十二任俄尔堪布贡嘎登比洛珠
　　第五十四任俄尔堪布空萨·昂旺索朗嘉措、
　　第五十六任俄尔塔布彭空·巴登洛珠嘉赞
　　第五十七任俄尔堪布降央仁青多吉
　　第五十九任俄尔堪布昂旺钦绕降巴尼彼

　　此外还有萨迦寺堪布贡嘎登比洛珠和俄尔班洛·降央洛德旺波也在德格地区传法和在更庆寺任法台。这些从西藏萨迦派寺庙派往德格更庆寺的众多高僧，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除了以更庆寺为依托外，还到德格土司辖区内的一些地方和寺庙，乃至德格土司辖区以外的康区诸地讲经说法，同时还向这些地区的高僧学习。第五十四任俄尔堪布曾拜仲萨降央钦则旺布和贡珠·云登嘉措为师。第五十七任俄尔堪布降央仁青多吉、第五十九任俄尔堪布昂旺钦绕降巴尼波和俄尔班洛·降央洛德旺波等，也都曾拜降央钦则旺布和贡珠·云登嘉措为师。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十四任俄尔堪布阿里·桑吉彭措的积极建议和支持下，由德格家族第四十二代第八代土司根嘎彭措主持雕刻了《般若八千颂》三文合壁，开光仪式和目录编写也均由阿里·桑吉彭措主持。第三十三任俄尔堪布巴登却兄在德格印经院兴建选址时，由他亲自向护法怙主（贡布）前择卦而决定印经院所在地址。

　　格鲁派传入德格地区的时间与其它教派比较最晚，而且寺庙较少，规模不大，但是影响却是足以与其它教派抗衡。清顺治年间，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遣其弟子曲吉·昂翁彭措到达德格后，征得德格土司很嘎彭措的同意，在中扎科同鸠村创建更沙寺，曲吉·昂翁彭措为该寺首任活佛。清康熙年间，德格先后建起格鲁教派寺庙10余座。曲吉·昂翁彭措以德格更沙寺为依托，积极向康北甘孜、炉霍、道单等地发展，在很短的时间内，先后建起了“霍尔十三寺”，在“霍尔十三寺”中最著名的寺庙如大金寺、甘孜寺、炉霍的寿灵寺，道孚的灵雀寺等。这些格鲁派寺庙，与康南长青春科尔寺一样，均成为康区左右一方的格鲁派大寺。“桑珠寺是霍尔十三大寺院中最后建成的，故霍尔·曲吉昂翁燃杰（即曲吉·昂翁彭措）给这座寺庙取名桑珠寺，意思是到此为止他的心愿得到了实现。”

　　（三）关于德格版《甘珠尔》和《丹珠尔》编篡过程中的聚慧以及精品效应
　　藏文《甘珠尔》和《丹珠尔》合称《藏文大藏经》，有藏族大百科全书之称。迄今为止，刻印的《甘珠尔》和《丹珠尔》版本，在全国近10种之多。“现在传世的《藏文大藏经》》是在14世纪中叶由布敦·仁钦珠和蔡巴·贡嘎多吉两位著名的佛学大师、学者编订的。到15世纪初，公元1411年（明永乐九年）在南京刻印了藏文的《甘珠尔》部，1594年（明万历二十二年）在北京又补刻了《丹珠尔》部，并颁发到藏区。从此《藏文大藏经》才有了刻本传世，18世纪中叶以后，又相继有纳唐、德格、卓尼、北京、拉萨等不同版本的《藏文大藏经》问世。”“德格土司却吉·巴登泽仁执政期间．便即首先着于《甘珠尔》》的印版雕刻，为了保证刻印工程的顺利进行，以及充分保证刻版的质量和权威性，无论在人员的选择方面、资料的收集方面、工程运转的组织协调方面，却吉·巴登泽仁殚精竭虑，身心俱入。据德格版《甘珠尔总录》记载：公元1729年7月6日，时年52岁的却吉·巴登泽仁在恩珠顶开始酝酿雕刻《甘珠尔》筹备工作。经过多方调查和可行性论证，决定推荐任八邦寺主寺活佛司徒·却吉久勒为总编审师。登巴泽仁调集了辖区内的所有著名书法家、画师和雕版工匠，还结集了一批基础较好的青年僧人，以以师代徒的方式让他们一边工作一边钻研书法和刻版技术。而司徒·却吉久勒则会同罗萨翁波、噶玛巴珠、克珠·扎西翁珠等著名学者，把从8世纪赤松德赞组织力量在历代王室及大译师们从梵文、于阗文、汉文等佛教经典译成藏文的典籍所编定的《旁塘目录》、《秦浦目录》《登迦目录》以及纳唐《甘珠尔》、蔡巴《甘珠尔》、理塘《甘珠尔》的抄本或版本，还有当时凡能在藏区能够找到的其它经典都收集起来，作为参考。公元1730年2月3日正式在恩珠顶展开校对和刻版工作。为保证印版质量，上司规定实行三级审稿制度。经过60多名书法家和书写员、10名编审师、400多名刻工和100多名杂工的艰苦努力，于公元1734年告竣，历时5年。却吉·巴登泽仁去世后，由其子承父业，于公元1734年，由贡嘎赤勒嘉措主持继续雕刻《丹珠尔》。以萨迦名僧徐钦·赤称仁青为总编审师，前后收集了星巴达则、夏鲁寺、司徒·却吉久勒等所编的《丹珠尔》6种版本，由徐钦·赤称仁钦、木桑欧金扎西、西绕丹增等10名编审师，500多名刻工的共同努力，再历时春秋五载，于公元1742年大业告成。“此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限制及编辑、刊刻水平的局限性等情况下，达到了空前未有的最全面、最完整、雕版十分精细的《甘珠尔》版本（也包括《丹珠尔》版本在内）。

　　从今天的目光来审视，德格版《甘珠尔》、《丹珠尔》与其它版本比较，无论从内在和外在质量上均堪称上乘之作，不失范本之度。幅射功能也罢，聚合力也罢，说穿了一句话，文化的交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试想一种封闭的态势，必然制约着交流，也必然制约着其幅射力和聚合力，相应地也抑制着文化的发展。经济也是如此，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在藏族历史上松赞干布时期就是极好的例证。要是没有松赞干布的开明政治广泛的外交和经济文化的交往，就不可能有藏文的创制；也不可能出现众多的翻译家，也不可能从祖国内地和其它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德格文化的发展、德格文化的交流，笔者不敢断言是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顺应了社会发展规律，但其所产生的客观事实确是如此。在我国藏区，德格地区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自然条件等方面与许多地区都大同小异，但是，它在文化上所产生的强大的幅射力和聚合力却是许多地区无与伦比的，德格文化对藏族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也是许多地方不可相提并论的。所以，它在藏族文化中的中心地位也就水到渠成了。

三、德格文化对藏族文化的贡献

　　德格，作为藏族文化中心之一，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对藏族文化作出贡献。现从德格印经院的建立和发展；对藏传佛教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语言文字方面的杰出作用；在藏族文学中所处的位置；藏传绘画中对噶派绘画的创新所作出的卓越成就；在科技和工艺方面的显著成绩等六个主要方面作以下探讨。

　　（一）德格印经院及其历史功绩
　　德格印经院全名“西藏文化宝藏德格印经院大法库吉祥多门”，又称“德格吉祥聚慧经院”，俗名“德格巴康”。是我国藏区三大印经院之一。该院于公元1729年（清雍正七年）由德格第十二任土司（第六世法王）却吉·登巴泽仁创建，至今已有近270年的历史。

　　1．建筑与保护
　　据德格版《甘珠尔总目录》与《丹珠尔总目录》等藏文史料记载，却吉·登巴泽仁继承土司职位后，开始选择建造印经院的地基，经多方勘察，认定更庆欧普河畔的伦珠顶有祥瑞吉兆，便决定在此建造印经院。公元1729年初，以南喀松波为主的13名轨范师首先举行了长净仪式，遂进行伏地仪式并破土动工。次年，一座实际上是校对和存放《甘珠尔》的经堂落成，举行了隆重的落成开光仪式。此后，却吉·登巴泽仁又在经堂旁边修建了一座护法殿。这就是德格印经院早期的雏型。

　　却吉·登吉泽仁逝世后，由其长子四郎贡布继位，任第十三任土司。l年后，由次于彭措登巴（又名贡嘎赤乃嘉措）任第十四任土司，他主持雕刻并完成了《丹珠尔》版后，根据辖区内官员和喇嘛的一致建议，修建一座规模宏大的印经院，经过宗教仪轨卦定，于公元1744年初在原址上举行了破土动工仪式。土司任命赤称绕登、仁青扎西、巴登降村三人为建院总管；由赤称绕登、欧金次仁、伦珠降村三人负责测量制图；由南喀多吉、丹珍多吉、贡嘎多吉破土挖基；由彭措登巴本人安放印经院四角奠基石。土司以免差的方式在辖区内调集技术师5名、木125名、雕工5名、石工20名、泥工18名，以及其他工匠和杂工近400名，历时3年零4个多月，完成一了主体建筑的施工。次年，由徐钦·赤称仁青任总设计师，并召集了松吉拉翁、丹珍贡布、益希洛珠、益希却珠、松吉仁青5名画师和24名普通画师，涂壁师15名，木工10名，铜工及杂工共115名，耗时两年多，完成了印经院绘画、雕塑等装饰工程。公元1750年2月上旬在新落成的印经院大经堂里，以巴登却兄为轨范师和50名大喇嘛根据佛法仪轨，为新建筑、壁画和所藏印版举行了开光典礼。巴登却兄提议将其命名为“西藏文化宝藏德格印经院大法库吉祥多门。”

　　德格印经院自公元1750年建成后，历经任德格土司苦心经营，印经院管理机构妥善管理，以及广大僧俗群众的自觉保护，古建筑物和印版基本完好地被保存下来。但至解放前古建筑物均未进行过大的维修。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和群众都很重视对印经院的保护。1963年和1968年曾两次拨出专款进行维修。“文革”期间，幸免其难。“文革”结束后，由于印经院年久失修、建筑物主体结构梁柱多处腐朽，墙体开裂，引起了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1979年，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拨款2万元，抢救性撤换了部分腐蚀严重的梁柱，修补了已塌陷一部分楼石。1980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被列为四川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建筑的全面维修和保护，文物印版的整理、清点、补刻被列入县政府议事日程。1981年夏，文管所重塑了大经堂和小经堂的佛像。1983年修复了顶楼的金刚法轮、吉祥八宝、金幢等设施。1985年，由德格县政府拨款4．1万元，文管所自筹71万元，扩建了一幢面积为3500平方米的钢筋混凝土综合楼；增划了一幢面积为210平方米的汉式平房作刻版房。印经院的占地面积由原来的3000平方米，增至5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由原来的5450平方米，增至10000平方米。1986年，德格县政府拟定并经广泛征求建议意见的印经院古建筑大修方案，经上级部门审定，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拨款50万元，四川省文化局、宗教局各拨专款15万元，甘孜州人民政府拨款30万元，其余资金由印经院自筹解决。经过近4年的紧张施工，于1991年大修工程告竣。

　　2．管理
　　印经院的管理，在解放前一直以却吉·登巴泽仁和八邦寺司都·却吉迥乃活佛所制定的“引经院管理规则”为守则。规则规定，印经院的管理机构由院长、管家和秘书三人组成，他们的产生是由更庆寺主寺堪布推荐本寺中藏文水平高、品德可靠、有一定组织能力和管理能力的喇嘛作为候选人，再提交管家会议研究决定，由土司任命。每届任期为三年，若经营管理有方者可以连任。院长除负责全院的行政事务和对外经营外，并有任免组长、吸收和辞退工匠的权力。管家管理财务收支，验收印出的经典、文献，供应印刷用品和材料，掌管仓库钥匙，支付工匠的工钱和食品。秘书主管记帐，制定全年收支预算，订立合同和处理来往信函。

　　对于印版、设备和技术工匠的要求十分严格。各种印版雕刻完毕，必须经院长验收合格后，才分类存放于藏版架上；平时印板出库均需履行登记手续，存放时按规定轻放；每项年印刷期结束时，须将印版清洗干净，然后涂上酥油才准入库；全体人员都必须爱护印板和各种设备，如发生故意损坏者，由院长或土司以制裁。同时还制定了印经院的防火、防潮、防虫等管理制度。

　　每年印刷时间，一般情况是藏历3月15日开始，9月20日止。每年印刷的经典、文献均有一定的限制，只能印《甘珠尔》25套，《丹珠尔》20套，其余经典、文献印时控制在10余套左右。引刷原料多为就地采制，土司辖区内有几十家固定造纸差户，每个差户每年均应按例上缴用纸墨及其它原料，仍以支差敛赋的方法征集。

　　1985年“四反”后，印经院停止刻版、印刷，由德格县有关政府部门对所有文物进行清理，暂时封存。1979年成立“德格县文物管理所”。隶属县文教局管理，开展对印经院古建筑和文物的管理、保护工作。1985年遵照四川省人民政府和甘孜州人民政府的指示，“德格县文物管理所”更名为“德格印经院文物管理所”，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四川省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制定了各项制度，完善了各项管理措施，有效地对印经院的古建筑文物进行了抢救、维修的保护。

　　3．刻板
　　德格印经院所藏印版最早始于第十任土司（第四世法王）桑吉登巴时期。据《德格世德颂》记载，首次刻制的是用梵文、梵文转写藏文、藏文三种文字合壁的《般若经波罗密金八千颂》和书中释迦牟尼十二宏化插图。时期当于公元1703年以前。继而从1704年至1705年间，先后刻制了《萨迦格言》，以及一些修法仪轨之类的经版。大规模的印版刻制是从却吉·登巴泽仁执政后开始的。却吉·登巴泽仁在位期间，除完成了《甘珠尔》版的刻刷外，还继续刻制了《萨迦五祖文集》、《佛教源流》、《修法仪轨》等文献；还着手《丹珠尔》的刻制，并完成了20函的印版刻制。彭措登巴继位后，于公元1737继续组织《甘珠尔》版的刻制。彭措登巴时期，还完成了《嘛呢文集》、《王统世系明鉴》、《佛教史大宝藏论》、《五部遗教》、《莲花生大师本身传》、《诗镜注释且智意饰》、《四部医典注释·兰琉璃》、《补充秘诀医典一百三十三章——补遗》、《白琉璃》、《历算经典·除锈》、《白琉璃论献疑二百零八条》、《道果丛书》、《黑白花十万龙经》、《了义契经》、《贤劫经》》、《般若经》以及部分著名译师的传记刻板制作。继彭措登巴之后的第十五任土司至解放前的第二十一任土司，都从未间断过对德格印经院印版刻制的支持。清光绪年间，德格印经院的印版总数近30万块。1979年清理统计，尚有各类藏版537部（卷）计21．7万块。从1982年至1992年间，德格印经院文物管理所组织力量刻制了《伏藏宝库》、《智者入门》等30多函文献印版，并对一些因散失而残缺的印版进行了补刻。

　　德格印经院珍藏的藏传佛教各教派经典、藏族文化、大、小王明各类典籍，以完备而严格的管理，原材料制作的考究，精湛的刻工技术，高质量的印刷，亨有“藏区璀璨的文化明珠”的盛名。其库藏文版，从表现形式上可分为画版和书版两大类。

　　（1）画版
　　现存画版，均系木刻，分大、中、小三种。大画版长约110厘米，宽约70厘米；中画版长约60厘米，宽约30厘米；小画版约为20厘米，宽约13厘米（系经幡、风马等），绝大部分画版为单面。

　　各种画版共计约140幅（块）题材多为佛本身传记故事和宗教内容，也有历史、风俗、人物和装饰图案，还有天文、医学等内容的适用性教材示意图画。其代表性版画有《罗汉图》23幅，《格萨尔王降伏妖魔鬼怪》5幅，《释迦牟尼神变祈愿》5幅，《藏传佛教八派修道教理》19幅。

　　（2）书版
　　书版大体分为《甘珠尔》、《丹珠尔》、宗教、文化（含科技）杂集5类。

　　《甘珠尔》：律经部13函，般若经部21函，华严经部4函，宝积经部5函，经部32函，续部24函，旧续部3函，咒集2函，无垢光经2函，司徒·曲吉（久勒《甘珠尔总目录》）八函，共计105函，1108种。

　　《丹珠尔》：赞颂部l函，内明学（读经部）78函，般若经部94函，因明学20函，医方明5函，工巧明和修身部1函，吞米桑布扎等高僧大德著作4函，阿底峡等所著杂文及祥颂等5函，徐钦·赤称仁钦所著《丹珠尔总目录》1函，共计231函，3354种。

　　宗教：宗教方面的经典数量较大，五大教派的经典都有所涉猎。其中，宁玛派的代表作为《宁玛举布》、萨迦派的代表作为《萨迦干布》，噶举派的代表作为《当波文集》，格鲁派的代表作为《宗喀巴文集》，苯波教的代表作为《黑白花十万龙金》。

　　文化（含科技）：以文化（含科技）为内容的涉及广泛，内容丰富，印版数量约为10万块，可分为历史、传记、医学、数学、语言、文字、文集五个小类。

　　历史：主要文献有《嘛呢集》、《莲花遗教》、《五部遗教》、《德格世德颂》、《王统世系明鉴》、《印度佛教史》、《汉地佛教史》、《西藏王臣记》、《土观宗派源流》等。

　　传记：主要文献有《释迦功业》、《释迦百行传》、《弥勒佛传》、《玛尔巴师传》、《汤东杰布传》《米拉日巴传》、《莲花生传》等。

　　藏医：主要文献有《达摩秘本》、《居悉》、《兰宝石》、《宇妥·云登贡布十八分支》、《百万舍利》、《医学汇集》、《贵重药物补充》、《琉璃串珠》、《历算经典·除绣》等。